作為辯論的女性主義與作為女性主義的辯論(上集)

註一:如果我生命中缺乏以下的人這篇文章不可能出現:2008年將我拉入辯論這個深淵的侯耀鴻老師;2012在我大學第一課就將我世界觀打破然後一直拒絕重建的鄭詩靈教授;即使經常恥笑我但仍會願意聽我談女性主義的港華中辯隊,特別是我的教練拍檔張晉瑋。特別要鳴謝老師鄭詩靈、摯友鍾浩浲、學妹曾芷筠、教練拍檔張晉瑋及學生盧天陽富啟發性的意見及行文上的指導;

註二:為了撇開「長氣、冗贅」等對我的誤解,我決定這篇文章從簡。

Prologue

開宗明義,這文章其實跟辯論沒什麼大關係。就只是因為上星期辯論隊有兩場 Zoom 辯論賽,都跟女性(或有人所說的「女權」)主義有關,便穿鑿附會想寫一下有關的文章。

近年來,辯論界出現了不少有關性別的辯題,甚至有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女聲舊生會xGlocal Y 跟中文大學性別研究學系合辦的性別議題辯論比賽。作為一個( 自稱 )女性主義者及還死纏在辯界刷存在感的老不死,每次見到後輩們能夠(被逼)接觸性別議題,為他們在習以為常的生活中帶來一些反思,甚是欣慰。

第一場我所參與評審、有女性主義色彩的辯論,應該是五年前一場有關中國禁娼的聯中初賽。當時的我第一次在評語環節公開表示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可能因此往後有關性別的議題的帳都算在我的頭上。由「遠古時代」的同性同居應否納入家庭暴力條例保障範圍、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後辯論界也出現了例如 #metoo 運動、性別承認法、性別刻板定形、女性專用車廂及令我惡名昭彰 (but I’m still proud of it)的「美國聯邦政府不應再次指引受資助學校允許跨性別學生依照其性別認同使用按性別劃分的設施」,上星期分別又有 N 號房及色情產業兩場 Zoom 辯論。

事到如今,雖然性別議題(即使是關注性別的政策)仍未能成為辯界——不論大專抑或中學——的主流辯題,但我相信現在將會是一個好的契機去討論一下女性主義與辯論之間的可能性。

作為一個辯論員出身的女性主義者,兩個身份對我而言一直都是相輔相成的。而以下的討論主要受我自身經驗所啟發,希望探討女主主義能為辯論帶來甚麼,反之亦言。同時透過探討兩者間可能性的過程中找出各自現正面對的困境,最後以兩者在我眼中的重要性作結。

但在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前,作為一個辯員,職業病驅使之下,我們必先釐清一些定義。

什麼是女性主義?翻譯的美麗誤會與 Feminisms 的前世今生

如何理解 Feminisms 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的歷史是密不可分的一個問題。但如何理解女性主義歷史又是一個史學的問題。我不會詳述女性主義運動一路以來的歷史,亦不會以一個正統史學的方式去闡述。以下就只是一種簡化的形式去回答「為何女性主義會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樣貌」這個問題。

「待った!」有人像成步堂龍一般打斷我,「平常聽到的都是『女權』而非『女性』主義,人們通常是被罵為『女權』L 而非『女性』L ,對吧?」

這種「女權」v.s. 「女性」主義的分野其實能為我們在整個統稱為 “Feminisms” 的社會運動史的迷霧中照亮一點光。這一條標誌着「女權」以及「女性」主義之間的線,我將其畫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這理所當然地是歐美中心主義的論調,但暫且容忍我用這個較單一的視覺來說明)。在這時段前,絕大部份近代國家中的白人女性都沒有投票權(更遑論黑奴、各前殖民地的原住民)。在此前的女性主義者主要是爭取女性最顯眼的基本權利:如投票權、財產權等男性當時已享有權利,近一點的例子就如香港由20年代開始到70年代才完全成功的廢婢禁妾運動也是在這個脈落下進行。看到這裏,我想為何對 “Feminisms” 有着「女權」主義的理解應該不難明白。而這裏的「女權」,從這特定的歷史脈絡下我會解讀為:為「女」性爭取男性已經享有的「權」益。

但在此後,Feminisms 是否就已經功遂身退?這種 「女權主義夠鐘退休」的論調受很多反 Feminisms 的擁護者所支持。而正正走在女性基本權利爭取運動有所進展時(讓我不厭其煩地再說一次:這是一個以西歐、北美、大洋洲為中心的視角,現在仍然有很多不同國家中女性的基本權利仍然受到剝削;但主流媒體及大眾文化對那些「落後國家」的女性所受到的殘酷侵害是否準確、又是否能夠持平地代表那些國家女性的現況又是另一回事。有關西方大眾文化中新興第三世界對性受迫害的半自傳式體裁的討論詳見: Lila Abu-Lughod (2013) 著 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 Simone de Beauvoir 的經典著作《第二性》( Le Deuxième Sexe ;1949)為「第二波女性主義」掀起了序幕。

在《第二性》第二卷開首,Beauvoir 提出了現在所有稍有認真 Google 過 “Feminism” 的人都會看到的一句:「與其說女人是生而為之,倒不如說後天所成的。」( «On ne naît pas femme: on le devient.»; 1949)。這句話成為了「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理論基礎。在解釋這句說話前,就先讓我們整理一下1949前半世紀發生了什麼事:女性開始有基本財產權、教育權、以及最多人提及的政治權利(當然主要是投票權)。在這時候的Beauvoir 卻認為,即使夠了這些基本權利,女性在很多非制度層面上,女性都被視為次一等,故此應從屬於男性之下(所以書名「第二」性)。這種認為女性沒有男性般能幹的想法,往往被其信徒用「女人天生就是如此感性/柔弱/不懂世事/感情用事」來合理化其想法(Read as 偏見)。故此, Beauvoir 就分析了歷史以來對女人的描述,指出這是對女性的刻板印象、是一種迷思而非客觀事實。而這些迷思並不止於理念,他們正正鑲嵌在社會與文化當中,影響着我們生活的一舉一動、亦直接塑形着女性的生活經驗。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就像女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們已經被預設賦予了感情用事、弱者等特質,身邊的人包括家長、老師、同輩等都會基於這個預設來跟他們相處,「教導」他們要像一個女人,「糾正」他們的「不女人」。故此 Beauvoir 說女人不是「生而為之」而是「後天所成」。這種論述背後所期許着的是在擺脫那些枷鎖後,能夠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這存在主義色彩呼應着 Beauvoir 畢生愛人存在主義哲學家 Jean-Paul Sartre 的「存在先於本質」論。而當時不同的人類學家如 Margaret Mead 等走遍世界不同的文化,也記錄了在非西方文化內女性與男性的氣質及他們之間的差別,發現兩性的氣質並非與西方社會所想般人類普遍的現象,為這種論調提供證據。

撇除純粹哲學性的面向,Beauvoir 將女性日常生活的私密經驗連結到社會文化歷史結構的理論視角,影響了後來的女性主義者。例如1970年代美國團體紐約基進女性成員 Carol Hanisch、Shulamith Firestone 及 Anne Koedt 將當時口號「個人就是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有系統地闡述成分析女性生命經驗的切入點(我個人認為這裏同時也要歸功 C Wright Mill 的經典篇章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將女性感受到的不安、徬徨、失敗感扣連到社會內的系統性性別權力不對等。他們當時也發起了不同的「女性解放運動」如反對美國小姐選美比賽、反對馬甲、矯形胸圍等純粹為了將女性的體態變得更符合男性期望而對女性身體造成傷害的衣物。由基本權利到女性的日常生活,這正正意味着 Feminisms 的焦點由(相對)單一議題轉戰到多姿多采的日常世界,不同的關注也代表着眾多女性主義者將有着不同的現實及理論素材,從而發展出截然不同的觀點與理論。

而在美國的女性主義,當然在後來也慢慢發展出更多完全不同的路向,當中包括「名滿天下/聲名狼藉」(視乎你如何看)的基進女性主義者 (Radical Feminists) 及女性主義法學創始者 Catherine MacKinnon ,其所發起的不同社會運動及著作如《邁向女性主義的國家理論》(Towards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激發了各種女性主義者之間的論戰,當中以性產業與色情媒體的定位論戰最為激烈。

1960 年代美國出現了一種將色情日常化、正常化的性解放運動,當中以口號「要做愛、不要戰爭」(“Make Love, Not War”) 最為人熟知。當時以 MacKinnon 及 Andrea Dworkin 為首的基進女性主義者認為,性別差異並不是女性問題的重點。如果以種族問題作為一個類比,其重點並非不同「種族」之間的不同,而是在於白人至上主義 (White Supremacy;即認為白人之外其他種族都是劣等,故此不值得擁有白人般的權利,除了美國黑人的例子外,美洲原住民到很近代才有投票權及其他基本權利),而這種理念層面的傾向化成為制度甚至日常生活的實踐時,就會造成如奴隸制等白人對其他種族的宰制 (dominance)。而回到性別,女性問題是在於女性被男性所宰制,特別在色情產業內,當中所呈現的性是男性所想要的性,一切所決定的權利都在男性手上。

用一個理論一點的角度來說(沒有馬克思主義訓練或對馬克思主義沒興趣的讀者可以略過這部分),MacKinnon 受馬克思主義所啟發,認為性對女性主義來說,就如「勞動之於女性主義」,「『剝奪』的邏輯界定兩者中缺乏權力的角色」:在馬克思主義中勞動者的勞動(可以是以成果、決定權等不同形式呈現)被剝奪;而在女性主義中,女性的性(可以是介定何謂色情的權力、性行為的價值與目的等不同形式)被剝奪 (MacKinnon 1982)。

MacKinnon 更將宰制的邏輯推演至男女間的性關係:認為女性在性關係內被男性建構為供男性使用的臣屬物,所以性本質上就是關係不平等的現實體現。在實踐上,基進女性主義者更組織了一連串不同的聽證會,讓在色情產業內受暴力跟強迫對待的女性從業員現身說法,並游說了印地安納州首府議會通過反色情法,容許因色情媒體而遭受性暴力對待的女性受害人循民事訴訟方式,向色情產業追究製造出偏頗的文化,因而導致他們受傷害的責任。

另一幫女性主義者,特別在80年代美國道德保守主義者搶佔了主流輿論戰場的背景下(有部份反反色情運動者指責 MacKinnon 等人與保守派原教旨主義者同床 (in bed with) 才會做成這局面),也更努力去建構反反色情運動的理論論述。1982 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舉辦了超過八百名女性主義者參與的第九屆女性主義者會議 (The Feminist IX Conference),該次會議以「邁向性的政治」為主題,去探索性的危機同時理解性的歡愉跟兩者間的關係。如果說斐迪南大公被刺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那這次會議可以說是不同女性主義間「性戰」的薩拉熱窩事件。當時帶領主辦團體的人類學家 Carole Vance 在會後編輯了會議中的不同論文,並在序言中提出了數個當時仍未有答案而會議嘗試觸及的問題,當中包括「女性所體驗的性危機是否源於男性本質的侵略性及暴力;抑或是源於父權體制下男性的性被社教化成侵略性,而女性的則被社教化為順從與臣服?」(Vance 1984:2),可以看成是對基進女性主義中的宰制論提出質疑。而會議中 Gayle Rubin 發表了影響至今的〈思考性〉一文,當中內容不乏對 MacKinnon 等反色情基進女性主義者的批判,並確立了日後性研究 (Sexuality Studies) 的理論先河。除了理論內容外,會議本身也有着十足的戰爭感。根據不同與會者的說法,會場外圍被女性反色情團體成員包圍,其中有與會者多年後回顧,覺得當時親身體驗到女性主義者間「曾經以為牢不可破的姐妹情誼已然崩裂」(Haullbaugh 2000,黃盈盈,張育智 2018 引)。

女性主義者間的「性戰」至今仍然持續。由 #metoo 到性人口販賣 (Sex Trafficking) ,在不同有關性的議題上,本着不同理論方向、學科訓練、研究方法的眾多女性主義者仍然爭論不斷。但這段在女性成功爭取基本權利後的女性主義發展史中,我們不難明白這種 Feminisms 之所以譯為「女性」主義,是因為這些理論及思想都是源於以性別的視角,而早期主要集中於女性視角,去觀察及分析議題,從而指出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事中的性別不對等。

除了性這種激烈的題目外,還有眾多如文學、科技、哲學、藝術、經濟、自然、教育、地理、男性、城市翻新等不同的議題,即使看起來跟性別沒什麼關係,女性主義者也能從中提出建設性的觀點與批判。而女性主義由女性視角所發展出來的思考方法,也逐漸套用於不同的社會現象上,如不符合男性氣概的男孩、同性戀者等等,不再局限於女性這個身份。與此同時,近代女性主義者也開始着緊於「女性」這個身份的內部差異,如性傾向、階級、種族等。由於篇幅所限(其實主要是我的知識層面有限),我不能列舉各個領域內女性主義思想的影響與貢獻。但實話實說,這一部份的篇幅比我計劃下筆時多出很多。一路以來寫了這麼多,其實就是為了為大家描繪 Feminisms 本身——即使在同一議題上——並非一種圓滿而單一的想法(所以行文是很多時候我很有意識地寫成總數的 Feminisms),而是一個概括性的稱呼。所以通常我會說 “Feminisms” 是一個 ”umbrella term”,就像一把傘概括了很多不同的思想。當中不同思想之間可能互補,亦有可能就着同一議題有截然不同的理解。Feminisms ,從這意境來看,其實就像一個生態系統般:即使植根於同一個環境,內裏也有競爭、有互補、有捕食、有共生。正正因為 Feminisms 中的是人,研究的也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會呈現這種生生不息不斷生成的狀態。

香港公開大學粵語辯論隊教練

香港華仁書院辯論隊教練

李尚文

編按:

投稿總字數約一萬五千多字,與筆者洽談後,將原文分成三集推出,方便讀者仔細閱讀,深刻反思。原稿載有參考資料的部分也會在下集一拼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