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辯論的女性主義與作為女性主義的辯論(中)

編按:
作者於上回為大家介紹了女性主義的背景及其發展,本篇將集中論述辯論與女性主義的關係。請大家細心閱讀,如遇不明之處,歡迎在文章下方留言討論。

終於能夠開始討論兩者之間的關係,但開始前讓我先提醒各位,以下兩部份的內容其實可能極其重複,分別就是在於你是從一個辯論員的角度去看抑或用一個女性主義者的角度去看。我的建議是:除非你很喜歡我這種冗長有累贅的行文手法,或者因為你被我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強迫去看完整篇文章,如非上述兩個情況,大家可以先選擇自己想看的角度,然後跳到結語部分,看畢還感到興趣才回到另一個角度看。

女性主義作為辯論教育的手段

作為一個在辯界待了一段時間的人,無論是作為一個辯論員、教練抑或是評判,對我來說辯論並不應該只是辯論活動的唯一目的。特別作為一位教練,我更認為辯論應該是一種教育手段教導學生如何思考、表達、溝通,這些成果之於我比學生能夠贏取多少奬杯更來得珍貴。但除卻辯論作為教育本身,辯論界內如何能夠建立一個環境容許學生學習、成長也是必不可缺的一環。以下我所提出女性主義能夠為辯論帶來的利處很可能微不足道,但我認為只要能夠抱着開放的心態去接納女性主義能夠提供的,對香港辯界而言也可能是打破某些困境的第一步。

第一、訓練批判思維能力

我想,如果我說辯論活動其中一個核心就是批判性思維的訓練應該沒有人會直接了當地反對的。批判性思維如果用簡易的方式來說,對我而言就是用大膽探索、謹慎求證。在辯論中大膽探索辯題有關的資料及可能性、用謹慎思考去建立自己的主線與尋找對方邏輯中的謬誤,正正就是批判性思維的其中一種體現。這種「大膽」與「謹慎」有着不同的面向,以下是列舉一些例子,以拋磚引玉鼓勵大家討論。

女性主義最核心的一種思考就是對(女性)十的現況作出一種質疑。「為何女性沒有投票權?」、「為何女性不能夠擁有自己的財產?」、「為何女性就要在家中相夫教子,而不能外出工作?」這些質疑,在現今狀況來說,可能是很理所當然的。但在上世紀的情境下,這種想法是富批判思維而且對現況的一種基進挑戰。尤其是當時女性被視為男性的從屬,女性極少享有獨立財產權,脫離男性後維持生計也很可能成問題的境況中,挑戰「女性不能享有男性所享有的權利」是很大膽的一種想法。如英國爭取投票權的女權主義者 Emmeline Pankhurst 在運動期間多次入獄,即使絕食抗議,仍被獄卒灌食以維持其生命。

這種以生命來提出對現況的質疑的行為,正正是女性主義者重視批判現況的最佳例證。我當然不是說要學生消費自己生命或人身安全去提出這些對現況的質疑,但從女性主義中,他們就能學習到一種本質上設計為對現況作「大膽」批判的思考模式,有助訓練他們的批判性思維。

而這種批判力的來源,在近代的女性主義哲學來看,大致上就是對知識本身的批判。如果我們將生活日常思維視為一種對世界的知識,女性主義正正是一種對其的批判。女性主義哲學家 Donna Haraway 提出了「情境化知識」 (Situated Knowledge) 這個概念,認為很多時候我們對世界的認知都被我們身處的位置(情境)所限制。換過說法,所有的知識都是在某一個特定的上文下理(脈絡,Context)之下出現。但 Haraway 並不是在說我們要追尋脫離情境的知識,而是在說各種知識也有其限制。最容易明白的例子就是辯論上(也是日常生活中)經常用來衡量一個經濟體能力的指標:國民生產總值(GDP)。

在女性主義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其中一個國民生產總值未有衡量的正正就是家庭主婦對整個經濟的貢獻。家庭主婦放棄在外參與勞動力市場,選擇在家庭內勞動,但就是因為家庭內的勞動是無償的,令經濟學家估算體系內的經濟成果時,完全無視了婦女勞動的價值。但婦女在家庭中的勞動,正正是容許在外勞動的家人能夠繼續得以生存,照顧他們的日常所需,這些勞動其實也是整個經濟繼續運行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這種對限制的思考,也不是只能從性別層面出發:GDP只能夠衡量到當中的經濟活動,但內部的收入不平均、實際生活質素、國民快樂等因素全部都不能夠被反映。而如果我們能夠透過女性主義訓練學生對思考這種知識界限的敏感度,亦即一種「謹慎」,便能更有效提升學生獨立思考及批判性思維的能力。

第二、女性主義提供更多可辯論議題,豐富辯題多樣性,甚至將辯論精神拉近日常

其中一個香港辯界遇到的問題,依我愚見,是辯題的單一性。此處所說的「單一性」並不只着眼於如「萬年題」等為人垢病已久的問題(這當然與比賽籌辦的機制與辯論隊在衡量隊伍利益時的計算有關;我個人的認為「萬年題」本質上並不一定是問題,若果社會情況有變,或者問題的確根深蒂固未有任何改變,繼續討論有關議題的價值並非絕對不存在,問題是在於當同一題目不斷地在短時間內重複出現,甚至令不同隊伍只參考其他隊伍的主線跟資料,削弱辯員獨立思考與資料蒐集的機會和能力時,這才成為一個真正的問題。

又,雖然作為評判每次遇上曾經遇過的辯題都有一種怕悶的感覺,但當對賽雙方都能夠給我新的觀點或刷新我對議題的認識時,我都會感到份外滿足。),同時也希望大家反思現時主流辯題種類的單一性:「政策辯題」。

根據我非正式的統計,我接收過的辯題,不論是作為上場的辯員、帶隊的教練抑或比賽的評判,超過九成的辯題都是政策辯題。我並不是說政策辯題並不值得討論,政策是公權力使用資源的實際體現,對其討論及思考是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作為辯論教練,看到學生能就政策作出分析、反思、建立出自己的意見是其中一項最驕人的成就。

但我卻認為,政策辯題的流行並非只是因為其在公民社會中的重要性,同時亦因為政策議題相對有更多客觀的資料,亦有着大家共同可預視的戰場與標準如:經濟發展影響、人民生活質素、公權力的使用準則等,令辯論更容易操作。因此,即使是政策議題的辯論當中,經濟、民生也佔了當中的大多數。

在談論性別議題辯論能夠帶來什麼影響前,我首先提出性別視覺能夠如何豐富辯論的議題多樣性。

性別政策議題:如果要談及性別政策辯題、大家腦海中可能會浮現與同性婚姻合法化或港府應設立紅燈區等經典辯題,他們之所以會出現,理所當然地是因為這種性別議題在社會中有着一定爭議。但我個人認為,如果將性別議題視為其中一個種類去思考新辯題,而非以最顯眼的政策作為辯題取材的方向,這樣必然地能夠豐富政策辯題的可能性。

例如第50屆聯校中文辯論學會賽會詢問我辯題建議時,我建議了上文提及的「美國聯邦政府不應再次指引受資助學校容許跨性別學生按照其性別認同使用按性別劃分的設施」。在設計這辯題的時候,我正正就是帶着尋找性別議題的意識。我並不是在說性別議題比其他議題更值得討論或者更高尚,我只是在說性別議題與其他議題一樣有其辯論的價值。而當我們接納性別議題是一種值得辯論的範疇時,那辯題的多元性就自然會增加。這是一個很直觀的邏輯。

非政策性別議題:其實近年這類辯題偶有出現,最讓人接納的當然是 #metoo(這當然跟其爭議性有關),與此同時如奇趣盃、挑戰盃、聯合盃公開組等比賽,也出現了與港女、收兵、許志安、非單配偶制等辯題。先不論為何這些辯題只能夠在相對上非主流的比賽中出現,我個人認為已經是值得嘉許的一步。

而如果我們去脈絡化地借用一下一下剛才提及的女性主義運動口號:「個人就是政治」,這裏寫的政治並不只是在說宏觀那一種公權力的分配,同時也在指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而只要權力關係存在,明白很多事情並非必然如現況般的時候,自然也存在可變性。當然相對於政策議題,個人層面的辯題未必有着(大家認為)清晰的標準跟討論的範圍,但這不也是辯論能夠發揮其功用之處嗎?況且,即使是政策辯題,很多時我們認為清晰的準則與經濟發展,不同經濟學家也有不同的詮釋,衡量標準也可以截然不同,若非如此,不同辯論中有關準則的戰場又為何會出現呢?

而這些辯題的出現,很多時候能成為學生將辯論所學到的價值與精神帶到日常生活中的一道橋樑。性別議題很多時候可以是很個人的(讓我不厭其煩地再重申一次「個人就是政治」這個論調),就如廁所法案的辯論,當時最觸動我的一刻除了看到雙方真的能夠提出有意義的討論及極度仔細的資料蒐集外,我在評語環節為出題責任自首後,兩隊都在個別評語環節時親口感謝了我,他們說辯題真的能夠讓他們反思日常生活中的性別問題。除了吹捧一下自己以外,提出這個例子是因為我深刻地感受到這條辯題真的能讓對賽學生用一些平常不會接觸的角度,加上辯論所教與他們的思辨能力與批判思維,去理解自己未必經常留意的日常生活,將辯論的批判精神帶回日常生活中。

辯論作為女性主義者的論戰手段

作為一個辯論員出身的女性主義者,可能是自身經驗使然,我覺得(廣義的)辯論是女性主義實踐必不可少的一環。由英國原女權主義 (Proto-feminist,’proto’ as in prototype) 哲學家 Wollstonecraft 所寫的《女權申辯》(A Vindication of Rights of Woman) 開始,到當代的 #metoo 運動(容我打斷一下,#metoo 中有男性走出來用並不代表這個運動本質上不是女性主義),女權及女性主義者本質上就是周而復始地對現況的父權面向作出批判。而除了 Feminisms 本質上是一種申論/論戰 (Polemics) 外,辯論員本身作為現實邏輯的專業,理所當然地也能幫助女性主義讓更多人認識,帶來貢獻。但這跟我希望提出(狹義的)辯論能為女性主義帶來甚麼的方向卻有點不同。

第一、辯論為現實生活帶來批判距離,成為較公平場域容許挑戰父權常態

先旨聲明:這是一個很理想的辯論模式。我心目中的辯論是一種只要你在場上提出任何說法,你都有責任去論證及接受挑戰。這想法不切實際是因為很多時實際辯論比賽都被發言時間等因素所限制,總不能無了期地對所有說法都提出質疑。但我認為女性主義者也並不需要一次過對世事萬物提出質疑,女性主義者都是在特定議題上有策略地提出有效的質疑(雖然我認為不同流派的女性主義有足夠理論資源對世事提出質疑)。

即使撇除策略考量(當中當然更包括辯員在場上的發揮),只論辯論作為平台,對比起一般輿論平台——包括傳媒大眾媒體如電視、新興如社交媒體及網媒、甚或至書藉及報紙——辯論都能提供一個相對公平的平台予女性主義。

在現今處境,女性主義所遇到的污名化令很多人一聽到「女性主義」就望而卻步,認為只是一班「女權L」在無病呻吟,要女性大於男性、只挑選對女性有利的情況爭論,食盡「女權自助餐」。但在辯論的模式下,即使未必能做到理想狀態,但仍然能提供一個場域讓父權的日常知識直面女性主義的挑戰,而且能不再輕易將說成「歇斯底里」然後不置可否。這當然在違反評判的日常知識時提出一方要負上更多的責任去打破評判知識上的comfort zone (安全地帶?),但對比起現時女性主義在主流論述的意見,至少不會被人用一句「女權L/死左膠」後就拋諸腦後,更惶論上百年女權主義者的待遇。

就着上述情況,女性主義在辯論場上有利之處在於女性主義者不需負上「女性主義者」之名。不是在說「女性主義者」是一個本質上是貶義詞因文本脈絡永遠有決定性,而是我認為,大眾在單一議題上對女性主義提出的觀點有更大程度的接納。原因當然包括女性主義的多樣性本身及大眾缺乏接觸女性主義的機會,我並不打算在此探討這種反女性主義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但辜勿論這對「女性主義」先入為主的想法從何來,但在辯論場上日常常態的擁護者比平常需負上更大成本才能消弭對其的挑戰。

加上,在單一議題的情況下,正反雙方的論點不必然全是以女性主義視角而建立的,大大減低因人廢言的有效性,持相反意見的要不直接提出有效論證或論據爭論;要不承認女性主義觀點的有效性。容許我在這裏舉一個例子:在討論新界小型屋宇政策(丁屋政策)應否被取消時,當支持一方提出丁屋政策只容許男性申請本質上構成性別歧視,反對一方就要不承認這是一種性別差別待遇,但基本法草委會一早知悉當中歧視成分仍然如此草議四十條保障「新界原居民的合法權益」,所以以性別歧視指政策違憲有違立法原意,要不妥協同意應修改現行政策容許女性原居民申請丁屋。但至少不能再用一句「係咁架啦」去結束討論。這就是我所說與現實世界的「批判距離」。

另一方面,打破對日常的迷思在辯論場上從來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例如在處理有關經濟的議題時,辯論員總能用不同的數據或論點去反駁一些看似自然而然的概念:好像以堅尼系數等數字打破「經濟發展等於所有人受惠」的迷思。好像方才提到的美國廁所法案辯論,正方提出了容許跨性別使用女廁將令女性陷於險境:被人偷拍、非禮等性騷擾可能性將大大提高;反方則能提出通常跨性別人士才是因其身份卻被逼跟從生性別的洗手間而受騷擾的數據、以及美國過半女性,當中最年青(即男人眼中最危險最需要被保護)的女性有三分二都支持容許跨性別人士按其性別認同使用洗手間。

而這種辯論的習慣可以為女性主義帶來另一重的效益。

第二、辯論為女性主義構成理論距離,豐富女性主義內容

建基於剛剛就女性主義在公共輿論空間中被邊緣化的處境,女性主義討論公共議題時,很多時候都會被排斥而淪為「圍爐取暖」。辯論除了能夠將女性主義觀點帶入公共輿論外,辯論同時能成為女性主義論述的試驗場。

女性主義——一如所有思潮——並不是完美無瑕的(不論立足於哪個流派的角度來說)。女性主義理論總需要經過試煉、修改、然後再試煉這個循環中生存。可能是內在的邏輯錯誤,也可能是生產出理論的社會情境有所改變或是理論只適用於某個特定的文化或群體。例如上世紀下旬的女性主義就經常被指控只顧及西方白人中產異性戀女性,不是了其他族裔、經濟階級、性傾向的女性,以 Judith Butler 為首的第三方女性主義正正在這個歷史下發展。但不論原因為何,女性主義理論是需要自我批判與驗證的。

就如上一個面向所說的,辯論能成為一個場域容許女權主義較公平地挑戰父權知識,或者說成要求父權知識直面女性主義的質疑,但這些挑戰與質疑並不當然地必定「成功」。這兒說的成功可以有兩層意義:一、成功撼動父權知識所運行的邏輯;二、受廣泛大眾所接納,至少理解。這個次序是基於邏輯先後,如果一個女性主義論述不能撼動父權的邏輯,要談受大眾影響都沒什麼意思。

但我想先談談第二,作為一個公認欠缺有效人類語言能力去表述自己思想的人(曾有人在聽我分享後婉轉地說「你知道醫科生要考核能否用病人聽得懂的語言去跟病人溝通嗎?」),甚至被學生為了向我表示「尊敬」,創出 “Eugenization” 一詞去形容所有帶有權威人名、書名、不懂得如何串的外語單詞、或即使是中文但邏輯或語法結構複雜所以理解不能的說話方式。這樣的我絕對明白對女性主義,特別作為一個理應在公共空間中發揮效能以改變社會的女性主義,能夠讓大眾明白的論述絕對有其重要性。尤其當女性主義的理論發展(特別在香港這個環境)空間很多時候並非在社會內,而是在學院中。而在學院中,女性主義也不是主流科目中受廣納的一種思潮。往往女性主義能夠有其發聲的地位都是在於文史哲社(當然不包括經濟學、心理學;即使如 Catherine MacKinnon 在美國法學界叱咤一時的女性主義法學家,香港各大學法律學院通常都只會在性別與法律一科所提及,報讀率又是另一回事了)等被邊緣化的學科內。在學科專業化的過程中,女性主義亦無可避免地發展出一套學科自己的語言,如當代其中一位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主義者 Judith Butler 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不要驚慌,我不會在此解釋的)或 Michael Warner 的「異性戀霸權/異性戀預設」(Heteronormativity) 甚或至最近因 N 號房事件開始聽多了的「強暴文化」(Rape Culture) 與文章中不時提及的「父權」,這些都是行外人缺乏深入認知(當然有時行內人也是)甚至未曾接觸過的。

但這些卻是我們建構對日常的批判的「武器」,而當他們不被大眾所明白,他們便失去了社會上的效能。而除非有種女性主義者認為,他們要成為柏拉圖式的「哲學王」,用自己的方式掌控着「愚昧的大眾」作為解放的方式。否則,我想沒有女性主義者會希望他們的批判只能困於學院內,不能對社會造成影響。而辯論員的繹演專業就能在這裏發揮功效,不單是因為他們受訓成為演說家,同時亦因為未必所有辯論員都如我一般已受學院的語言「荼毒」,他們仍然有着將艱澀的邏輯翻譯為「人話」的能力,亦有足夠的邏輯思維訓練去理解相對自成一國的女性主義理念(這部份我有實證經驗:我用了一個星期向學生解釋「強暴文化」,而他們演繹出來比我更簡單易明)。

而回到撼動父權邏輯那點,如果說我們的理論是「武器」,辯論就是一個「戰場」。從詞源學而言, “debate” 源自古法語 “debatre”,由兩個拉丁字根 “de-” 「完全地」與 “battuere” 「打倒」所構成。而在這「戰」場中,辯論員從來未必需要真誠地相信他們的站方。

用一個更務實的方式來說,他們責任就是用盡所有方法去論證或反證辯題。而當中涉及的就是他們如何利用有利他們的「武器」、為對方可能作出的攻擊做好準備,以及在戰場上不同的論點一較高下。在着重使用價值的前提下,女性主義理論將受到辯論員最嚴謹的審視,因為他們要確保知道自己與對方手中的「武器」的強弱之處。他們會搜索不同資料以支持使用的理論,反之亦然;在遇上與己方理論有衝突的證據時,他們要不重新審視理論或放棄理論;要不想辦法反駁證據。去到辯論場上,雙方的論點與理論、及之間的交鋒都會呈現於評判眼前,假設評判是一個對女性主義沒有深入認識且有基本邏輯的人,正正就能測試出大眾對理論的觀感及接納程度。在這個過程中,便能足以為女性主義提供更多更豐富的理論素材及「實戰經驗」。

「實戰經驗」除了幫助將現有的理論普及化外,更能透過將女性主義理論放置於實戰中,沙盤推演可能遇到的挑戰,長遠來說就是將女性主義理論置入一個更有生命力的辯證過程中,確保他們不會失去動力(或陷入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所說的「內捲化」 “involution” 的問題)。

香港公開大學粵語辯論隊教練

香港華仁書院辯論隊教練

李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