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辯論的女性主義與作為女性主義的辯論(下)

Epilogue

みなの女性主義與批判,以及他們的其未竟之業

「為何要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這是一個每當我提出或自稱為一個女性主義者的時候(當然通常是基於我對社交閑談規則的錯誤判斷而出現的情況)經常被問及的問題。提問者帶着的並非一種對女性主義的厭惡,而是一種疑惑。可能,因為我看起來是個男性 (let’s have a consensus based on basic human decency not to dig deep into this point) ,所以他們不明白為何一個「男性」會成為「女性」主義者;亦有可能是因為他們都覺得我們都活在一個男女平等的世界,女性主義(或者他們在想「女權主義」)早已功成身退,或至少只應屬於尚未「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

很多時候我都只會用一種籠統的方式回答——除了因為發現討論的氣氛在自稱女性主義者後驟降——同時亦因為這是一個需要很大篇幅的答案。

上星期跟學生準備一場性別辯題時,向結辯說起了這個故事:在美國上世紀80年代,即是我們說到保守派反噬、列根上台的那個時期,美國作家 Margaret Atwood 出版了《使女的故事》 (The Handmade’s Tale) ,裏面設想了美國變成一個宗教極權國家,女性成為男性的附屬品,生存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及服侍男性,而亦因為他們不被看待成一個「人」,故事中很巨細無遺地描述了那些女性如何被對待。在閱畢這本小說後,我沒有勇氣再次翻開這本書,直至上年有人推介我看最新的電視劇版本,我才鼓起勇氣再讀一次。

Margaret Atwood 把《使女的故事》從其他返烏托邦小說經典如《1984》及《美麗新世界》分割出來,因為後者都是在一個超現實科技設定中發生的,當中所有反人類的情節都是透過有距離的科技達成的;但他在寫這本書的時候,給自己的原則是:所有在書中描述有關對女性的殘暴對待,都必須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而且書中科技及世界都很大程度上基於現實。她把這種文體稱為「推想小說」,意思就是如果我們繼續容許保守派剝奪女性的權利,最終我們就會看到書中的世界。

現在我的眼中,當下的我們並不比1980年的 Margaret Atwood 離那個推想世界有多遠。將性騷擾指控半開玩笑地描述為勞資糾紛、質疑受害者的衣着是否過分「誘人犯罪」、怪罪被「執屍」的女性不懂在夜場保護自己,是咎由自取、將性工作視為污名去侮辱女性、在 N 號房中女性受威迫而拍攝的視頻在香港被視為成人消閒資源、與公共衛生之名公開發佈未經同意的私密照片、在成人網站隨處可見的復仇式上載。即使我們真的可能沒有制度及法例去壓迫女性,但上述的現象難道不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壓迫嗎?我還未提到其他因女性主義而能夠發聲的其他受欺壓群體呢。

但有一次,有人追問了「但不是很多女性主義者都很偽善嗎?享盡了女性的既得利益,同時又做盡他們所憎恨的事。就像美國那個女性主義教授性騷擾男學生,那個女教授好像也是 #metoo 的支持者呢!」

他是在說美國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前教授 Avital Ronell 的性騷擾事件。這位女性主義者(他在創造專有名詞這一方面極度有才)被指控長期頻繁地對他的男學生作出不受歡迎的性邀請及其他形式的性騷擾。很多人認為這是女性主義的一宗「醜聞」。有女性主義者(當中包括圈內的明星)聯署為他護航;有女性主義者選擇「割蓆」,說他並不配做一個女性主義者。我當時的回答很簡單,「如果那些是他真實的遭遇與感受,而他能夠藉着 #metoo 說出自己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下被性騷擾的經驗,不正正就是女性主義帶來的嗎?況且,我也是一個不良的女性主義者啊。」

啟發我有答案後半部分的,當然是 Roxane Gay 的《不良女性主義者的告白》,因為我也是一名「不良女性主義者」。我會看英國喜劇藝人 Jimmy Carr 有關女性的笑話而大笑特笑,亦曾經開過女生生理期的玩笑,亦試過利用一些非正式的權力關係,好讓自己能與有好感的女生有更多接觸。這些事情也是不同女性主義者所批判的。但問題在於:為何,當女性主義者犯錯時,錯的是「女性主義」,而不是「人」呢?倒不見在金融罪行發生時有人怪罪資本主義?

我不是在說:女性主義者應放棄批判自己。但女性主義者也是人,女性主義——對我而言——從來都不是尋找或成為聖人的遊戲。因為女性主義理應是為大家存在,而非為古聖賢人存在的。女性主義不是,亦不應該是,一種教條式對行為的規範,滅絕所有犯錯的可能。我心目中的女性主義,就是本着一種批判的心,發掘日常中有人受欺壓的事實,即使未必能改變,至少要為他們發聲。而很多時候,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總會在某些情況也是受到欺壓的一群。

因為,說到底,性別在社會中的操作就是給你一種難以達成的標準模範,不論你是男性或是女性,你的身材語氣樣貌態度甚或是你的裝扮舉止情緒情侶關係中扮演的角色,全部都是可挑剔的,更遑論經濟地位、家庭崗位等更硬性的準則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女性主義並不是只為女性爭取權益,亦不是所有女性必然地在制度內受害。女性也可以是父權體制內另一些女性的加害者、男性亦可以是受害者。我們在尋找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以為習以為常的「暴力」。

有人可能說:「這些都是很微細的事,難道你要將所有大家習慣的制度全部推翻嗎?男性變得陰柔的;女人變得剛強就是你想要的世界嗎?」

不能否認,這是一種很多人對女性主義的迷思。我心目中的女性主義的批判從來不是在於要建立一套與現行相反的制度,例如禁止女性穿着泳裝因這是物化女性;亦不是再說我們能夠在脫離社會規範下完全自由地生活。我們由始至終在尋找的都是一種可能性,一種即使選擇與他人有所差異都不會被壓迫的可能性。況且,如果你認為性別只是小事的話,面對着因性傾向不被接受而自殺的人、因身體外貌不符合社會期望而自殘的人、因覺得自己在工作上失敗不配做一個男人而選擇對家人施以暴力發洩的家庭,你仍能說這些構成我們日常的都只是小事嗎?

Margaret Atwood 書中經常被女性主義者使用的戲仿拉丁文短句:”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 「別讓那些混蛋折磨你」。而既然我們都可能是被折磨的人,那麼,女性主義就是大家的。而別讓那些混蛋折磨的方法,首先就是要透過批判日常,找出我們是如何被折磨。不過批判並不是一條安逸的路,在過程中將會觸及很多我們賴以維生的知識,一旦將他們拆解,我們可能會痛苦、會迷失、會不知所措。來到這種爭扎的時候都總會有人提起英國哲學家 J. S. Mill 的問題:到底我們在不滿的蘇格拉底與滿足的豬之間,應選擇成為何者。但我認為,成為一隻滿足的豬與成為一個不批判的人之間是有分別的:真的成為一隻豬至少你不會成為欺壓其他人的結構的一部份。就像可能因為你覺得有人違反了你習以為常的男性氣質/女性氣質 (masculinity or femininity) 或性別角色而不經意說出了傷害到人的話,這種日常的慣習就可能是對他人做成傷害的一環。如果大家有發現,我很有意識地用了「可能」這詞因為我很明暸我想帶出的信息並非要大家保持「政治正確」,原因是我很明白劃一而不論上文下理的「政治政確」並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而是希望大家帶着一個明白即使最無心之失最符合禮教(而禮教正正基於「常識」運行)的一言一行也可能帶來傷害;同時最不乎常理最不禮拜的說話也不必然帶來傷害。一切——一如正常社教禮儀——都是建基於脈絡,所以即使是所謂「政治正確」都需要用批判性思維去判斷的。說遠了,我想說的重點是:批判從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性別這種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經驗。

談完女性主義,看到這裏,應該不難發現在我眼中文首兩個主題 ”feminisms” 與「辯論」的共通點在於「批判」,所以就讓我以「批判 」作為視角去收結。

最後我還是忍不住不談一談 Foucualt。

1978年法國哲學家 Michael Foucault 在法國哲學學會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 給了一個無題講課,講題一直到尾段才揭曉:他一直在想像但不敢說出的是「甚麼是啟蒙(Aufkärung)?」。最後這卻成為了 Foucault 在康德同名文章出版二百週年的評論文章題目,而1978年那場講課就被題為〈批判是甚麼?批判與啟蒙〉(« Qu’est-ce que la critique? Critique et Aufkärung ») 。

人類學家 Didier Fassin 在上年的新書記下了這個故事,然後他指出,循着 Foucault 的思路,批判就是對世界一切自然而然的事物(試想一下中文「自然」這個詞,如果我們將「然」字解為「樣貌」之義的話,「自然」的意思就是自身呈現這個樣貌,所以自然的事物就是一種不證自明的事物。)提出挑戰。而既然 Foucault 「批判是甚麼?」的問題被解答了,於是 Fassin 提出了另一種有關批判的詰問:「批判怎麼了?」(How is critique?) 。這種詰問方式所探討的就是批判現時的境況,就像是一種「批判在當代情境的健康狀況的臨床探究」(Fassin 2019:14)。Fassin 然後透過分析法、美兩國於1960年代跟2000年代的轉變,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在美國60年代反越戰學運、法國 68 年五月風暴這兩個二十世紀批判性社會運動過了半世紀後,但在眾多因素下,包括:歐美政治民粹並且泛右傾、新自由主義邏輯掌控學院資金及運作、社會科學開始以實證為目標、生活過份娛樂化及學理商品化等,以致基進觀點甚至乎批判本身被投閒置散,學院內的批判理論家仿佛就只能在文史哲秸等「邊緣」學科中生存。而同時學科的內部矛盾也為批判帶來阻礙:如曾經為法國社會學巨擘 Pierre Bourdieu 門徒的 Luc Boltanski 就疏遠了祖師爺的批判社會學 (Sociologie Critique) ,並透過參考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後創立了批判的社會學 (Sociologie de la Critique)流派以分庭拒禮。

我明白這兩組詞很相近大家現在應該很混淆,不要恐慌,我現在慢慢解釋:前者在提倡社會學應是對世界不證自明之事的批判,如 Bourdieu 上千頁的大作《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 就是對品味就種大家覺得自然而然的事物其實也有特定社會條件下才會形成我們所見之貌;而後者就認為即使揭穿了這些,人類不太能夠改變社會的宰制,但人類也不是被蒙騙的傻白甜,每人也有自己應對世界的原則與方式,所以社會學家只要記錄及分析社會中的各人如何用其批判思維去理解世界及行動就可以了。而在法國社會學理論史上,祖師爺 Bourdieu 即使成為了二十世紀下旬的模範公共知識分子,但90年代後法國社會學學院內卻以 Boltanski 為首的實用主義社會學(即批判的社會學)佔主流。

”Not so well.” Fassin 在文末這樣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但,是否代表我們應該悲觀?他提出了兩個不應的原因,但在此時此刻此地的語境下,我只會分享第二個。在愈漸困難的學院環境,批判家找到在傳統學術世界外更多樣化的批判。由 #metoo 運動到黃背心,容許批判思潮介入的場所可能其實倍增。Fassin 最後總結:即使現在是批判的艱難時刻,但在這些原因讓我們可以對將來有所期待。

我認為 Fassin 忘了提出另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在風雨飄搖之世,世界不應只是批判理論家的思考之地,同時世界也需要批判理論:找尋在不證自明的日常中受逼壓的人、尋找每個人在不證自明的日常中受逼壓的面向、也找尋自身行動所促成的壓逼 ;以批判思想影響行動者、以行動實踐批判思想。批判家不會亦不應只是在象牙塔(的邊緣)內,坐在真皮扶手椅上居高臨下的學者。

在這種想像下,Bourdieu 跟Boltanski 的分野其實不是不可調和的,Fassin 用了經典的柏拉圖洞穴比喻來說明:人們存之於世,很多時候不能看到事物的真面貌,他們所以為自己看到的真相其實都是假象。彷彿在一個洞穴內看着洞外操控着木偶的人在穴壁上所造成的投影,只能看到操控的人想他們看到的事物。Bourdieu 及他的跟隨者認為社會學家應該走出洞穴外告訴大家洞穴外的事實;而 Boltanski 那邊則認為應該要留在洞穴內,理解洞穴內的人如何相處,提出讓洞穴內的人化解紛爭的方式。但作為一個批判家(Fassin 原本是指人類學家,但我認為這種思維應不應該局限於人類學家一種),理應對這種二元劃分的位置選擇作出一個批判。難道我們就不能站在洞穴的門檻處同時揭示着外在的真實世界,令一邊廂也理解着洞穴內的人、給他們排解紛爭的方式嗎?象牙塔內的學者難道就不能走出社會中參與行動、同時批判行動嗎?要記着,出生於洞穴內,就總不能完全脫離洞穴內所學會的事,但這也並不代表要完全臣服於洞穴的運行邏輯。這種想法對比起上述兩種立場一方面更實際,另一方面更樂觀。

考慮着這一可能性,如果容我改寫一下《食神》的對白:「只要有心,每個社會內的人也能、也應成為批判家。」

說起批判,「批判性」英文寫作 “Critical”,但 “Critical” 也可解作關鍵性、有危機的。 “Critique” 拉丁文字根 “criticus-” 源自希臘文 κρίνειν,意即作探究、作判斷。作為「關鍵/危機」的意思則是來自醫學,當病人處於很性命攸關醫者必須下判斷的時刻,引申自「必須作出判斷和決定」之意。

最後,感謝各位捱到這裏。如果有一句話希望大家即使閱畢忘卻了女性主義歷史忘卻了辯論也好,仍會記得:Being critical is critical in critical times.

香港公開大學粵語辯論隊教練

香港華仁書院辯論隊教練

李尚文

參考資料

de Beauvoir, Simone. 1949. Le Deuxième Sexe.
Bauer, Walter et al. 2001. “κρίνω” in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Fassin, Didier. 2019. “How is Critique?” in Didier Fassin, Bernard Harcourt (eds.), A Time for Critique. 13-35.
____________. 2017. “The Endurance of Critique.” 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7(1):4-29
Foucault. Michael. 1997. “What is Critique?.” in Sylvère Lotringer (ed.) The Politics of Truth. 41-48.
Gay, Roxane. 2014. Bad Feminist: Essays.
Hanisch, Carol. 1982.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At http://www.carolhanisch.org/CHwritings/PIP.htmlaccessed 7 April 2020n
Haraway, Donna. 1988.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in Feminist Studies, 14(3): 575-599.
MacKinnon, Catherine A. 1982.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in Signs, 7(3), 515–544.
____________________ 1989. Towards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n.d. “Debate.” At 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debate#etymonline_v_822 accessed 12 April 20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d. “Critical.” At https://www.lexico.com/en/definition/critic accessed 11 April 2020.
Rubin, Gayle. 1984.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arole Vance (ed.)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267-319.
Vance, Carole. 1984. “Pleasure and Danger: Towards a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arole Vance (ed.)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1-27.
Wollstonecraft, Mary. 1792. A Vindication of Rights of Women.
陳昭如。言語的力量:麥金儂〈言語而已〉導讀。載《台灣法學》193:53-66。
顧燕翎、王瑞香等。2019。《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
黃盈盈,張育智。2018。女性主義的性論述。載《社會學評論》,6(6):72-84。